野外探宝
开国上将甘做40年参谋长，成就五位元帅，全军只他能调动美军战机
“1945年6月，安阳指挥所外炮声震天——’李参谋长，美机真会来？’邓华压低声音问。”李达只把地图往桌上一摊：“二十分钟，先瞄准城北。”短短一句，透露出一种笃定。二十分钟后，“飞虎队”轰炸机呼啸而至，炸点几乎不差分毫，这是八路军历史上唯一一次享受美军空中火力。
安阳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太行山深处那条由美飞行员手把手指导修出的简易跑道就成了我军同盟友联系的空中驿站。能调来盟军战机，不靠侥幸，全凭李达早在1944年冒风险救下坠机美飞行员时种下的情谊。有人不解：“为什么对洋人这么客气？”李达得直白：“能多炸一座敌碉堡，就少牺牲一名中国士兵。”一句话，把参谋长的精打细算显露无遗。
其实，对熟悉这位老参谋的人来说，这样的“神来之笔”不足为奇。一生四十年，他几乎没离开过参谋岗位；但凡和他共事过的，后来有五人成为元帅，同盟、部署、谋划，无不留下李达的影子。彭德怀讲过一句玩笑：“李达一人在后，我放心睡觉。”玩笑背后是真信任。
追溯源头，1905年的渭北农村，五岁的李达就在地主家放牛。饥寒交迫让他明白“穷”字的分量，也逼出“翻身”二字的决心。11岁进私塾，背书练字；17岁省立师范，领头喊出“外争国权”。1926年他扔掉教科书，跑去冯玉祥的西北军二校，学的全是地图、测算、联络这些枯燥课目——往后数十年，这些功课救了多少条命，谁也说不清。
1931年冬夜，宁都起义枪声骤响。李达把少校肩章一摘，转身成了红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草鞋、土枪、破地图，他照样能在山岭间找出一条生路。1934年，他随红六军团西走，协助肖克把“挖工事”写进训练科目。贺龙见了直拍大腿：“工事一修，战力见长！”
长征途中，李达用破木盒装着一部半坏电台整整爬了二万五千里。遇敌，他敢让部队“潜影”十余里后突然折返，从侧面咬住国民党堵截部；缺粮，他摸准山民谷仓分布，算着日程派兵夜取；到会宁会师，三军主力能凑得那么齐，连任弼时都说：“李达把六军团的命攥在手里。”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担任129师参谋长。行军前亲自勘察，侦察兵称他“活地图”；百团大战前夕，他守在窑洞里连改六稿作战要点。刘伯承有次半开玩笑：“他只要看过一次地形，闭眼都能画出来。”
晋冀鲁豫野战军时期，那段“地图上有两个同名小庄”的故事口口相传。刘邓大军夜行大别山，若不是李达迅速分辨东庄西庄，很可能错过集结点。刘伯承半真半假地说：“你到底是不是这地方的人？”李达笑：“不是老乡，是真做功课。”
抗战末期，他与美国观察组建立联络，救回两名飞虎队员，顺势请他们帮忙规划机场；对方走时留下一套最新型无线电，这套设备后来在淮海战役里屡次挡下干扰，让前线指令准时送达。
1950年，朝鲜战事骤起，毛主席一句“李达也得参谋一次”把他推到志愿军总部。邓华每逢开会都打趣：“诸葛先生请。”对越墙炮兵火网密度、绵延山线遮蔽角度，他掰着指头算。停战谈判期间，美军代表团偷偷注意这位头戴耳机、默不多言的中国上将——他们不晓得，几年前在太行山修机场的人就是眼前这个。
1955年授衔，他名列上将第二。家里孩子问：“爸爸你是什么将？”他呵呵一笑：“黄酱。”直到子女看报才弄明白。1961年赴苏考察，按规定领了150卢布，他只花40卢布买两罐辣椒酱，全数余款如数退回。辣椒却没进自家厨房，而被转手送到国家排球队。
晋升副总参谋长后，组织要给他换大院。他摆摆手：“我住着挺好。”唐山大地震，北京房梁将断，他还嘀咕“修简易些，别多花钱”。维修完，上级批下的款子被他退回一半——工作人员哭笑不得，说从没碰见这么较真的。
1987年，82岁的李达悄悄回到郿县老家，坐在县委食堂排队盛饭。临别，他写下“公明廉威”四字。老乡们后来回味，总觉得那四字是对自己，也是对将军。
卸任后，他用放大镜校对自己撰写的作战回忆，一字一句，不让旁人代笔。有人问他为何如此辛苦，他说：“我爱当参谋，一份材料错一行，后人就要走弯路。”这句话，没有任何豪言，却胜过豪言。
